2019年以來，工信部采取集群競賽方式遴選確定25家決賽優勝集群，作為國家級集群重點培育對象。賽迪研究院對25家國家級集群形成與發展機制研究發現，這些集群大都是通過重要事件觸發、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競爭、知識學習和技術擴散，并輔以政策引導和制度文化滋養，實現了自我革新與衍生發展。在當前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和產業鏈加速重構的危機中，我們應順應產業本土化、區域化布局和集群化發展趨勢，集中力量、整合資源，加快培育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有效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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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形成與發展機制

資源稟賦效應疊加重要事件觸發是集群形成與發展的重要起點。國家級集群的形成之初大都是一個地區為充分利用本地區的自然資源或勞動力、技術、資本等非自然資源優勢來發展產業經濟，同時疊加重要歷史事件、突出人物或典型企業、科研院所的推動，從而促使自身的先發優勢不斷自我積累和強化，最終成為集群的“原爆點”。這也是集群不僅產生在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產生在中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原因。

例如，長沙工程機械集群緣起是1960年代后浦沅機械廠和第一機械工業部建筑機械研究所相繼遷至長沙這一歷史因素，后憑借湖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建機所借助城市建設的東風，不斷裂變出三一、中聯重科等領軍企業，進而帶動集群不斷發展壯大。無錫物聯網集群離不開2009年國務院批準同意無錫建設國家傳感網創新示范區這一事件“觸發”，借力無錫民營經濟發達優勢和新技術、新要素帶來的發展機遇，使得無錫在物聯網產業領域率先“生根發芽”，最終憑借先發優勢形成全國領先的物聯網“生態群落”。

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競爭是集群形成與發展的重要特征。數量眾多、相互聯系的大中小企業為追求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而匯聚到一定地理空間內，每個企業都專注于某一道工序來完成最終產品的生產，最終構建出一體化的分工與合作關系網，形成集群形態。依托各類專業化市場、專業化服務機構和區域性物流的支撐，集群企業的運輸成本、互動成本和信任成本大幅降低，加之專業化分工帶來的競爭與合作又促進企業間優勢互補，進而大大提高了集群總體生產效率，推動集群持續發展。

例如，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賽格電子器材配套市場、華強北的支撐，是5萬余家專注于各類電子元器件、智能終端的設計、開發、制造、服務、應用等環節企業專業化分工和合作的結果。南京新型電力（智能電網）裝備集群是600余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7家單項冠軍企業和10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集合體，這些企業分布在電力裝備產業鏈“發、輸、變、配、用、調度、通信、綜合能源服務、電力網絡安全”9大環節，為國電南瑞、國電南自、南高齒等一批龍頭企業提供了80%以上的本地配套。

產業組織的衍生拓展和自我革新是集群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源泉。國家級集群大都經歷了依靠產業生態優勢吸引更多企業集聚，然后推動眾多企業裂變成長，再到企業間激烈競爭倒逼集群升級的生命周期。隨著原有產業的發展壯大，產業鏈上下游不但延伸拓展，關聯產業耦合發展，并衍生出新的產業“接續”或“替代”原有產業，最終實現集群規模的持續擴張和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例如，東莞智能終端集群依靠引進諾基亞，建立了完善的手機硬件供應體系，在諾基亞沒落之后迅速依靠步步高旗下的Oppo和Vivo兩大子品牌和引進華為研發制造基地，搶占了智能手機的“賽道”，并不斷向智能可穿戴設備、虛擬與增強現實設備、智能服務機器人等多領域延伸，最終形成了以整機生產制造為主，涵蓋從方案設計、元器件和模組、電池、整機制造到應用服務等全部環節的融合型集群。深廣高端醫療器械集群的發展離不開生命科學與電子信息技術的交叉融合，機電一體化的高度發達帶來臨床診斷的新型數字成像技術、植入電子治療裝置、數字化手術設備等高端醫療器械產品在集群內的產生與快速發展，推動了邁瑞、開立、理邦等企業實現轉型升級，最終形成了以醫學影像診斷類、醫用電子儀器類等為特色的融合型集群。

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和激勵作用為集群形成與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國家級集群均形成了區域知識網絡和創新生態系統，企業間相互學習、模仿和借鑒，加速了知識外溢和技術擴散，進而激勵企業花更大力度、更多精力去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更有助于企業與科研院所間通過高效合作降低創新風險與成本，加速技術創新能力的螺旋式累積。

例如，杭州數字安防集群深入實施名校、名院、名所“三名”工程，依托40余家國家級創新載體，180多家省級技術創新載體，搭建海康威視視頻感知、阿里云城市大腦兩個國家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推動了相關企業圍繞機器視覺等開展“鏈式創新”。溫州樂清電氣集群依靠正泰、德力西等龍頭企業的相互促進，并通過優化整合供應鏈、搭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帶動金卡智能、宏豐電工等800多家專特特新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政府引導和專項政策為集群形成與發展提供重要保證。國家級集群的形成與發展中，政府的主動作為貫穿了全過程。積極有效的區域產業政策助推集群發展駛入“快車道”，建立符合自身發展的區域資源配置體系、基礎設施供給體系，幫助集群內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例如，江蘇省早在2003年就出臺了《關于培育集群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意見》，又在2018年率先出臺了《關于加快培育先進制造業集群的指導意見》，遴選出新型電力（新能源）裝備、物聯網等13個基礎較好的先進制造業集群作為重點培育對象，并分類制定培育政策措施，這為推動集群競相發展和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礎。安徽省于2012年、2018年分別與工信部簽訂部省合作協議，共同推進合肥智能語音產業發展，并聚焦“精準滴灌”和“生態打造”，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累計安排扶持資金近20億元，相繼組建總規模50億元的智能語音及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基金，舉全市之力打造出了“中國聲谷”品牌，推動合肥智能語音集群快速成長。

依附于制度文化的產業根植性為集群形成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國家級集群在區域制度文化基礎上，形成了對特定區域環境（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經濟和社會關系網絡等）的根植性，強化了集群成員對區域品牌和地理標識的高度認同。區域性的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科研機構等第三方組織積極優化合作生態，逐步成為集體行動的組織者、群規群范的倡導者。在一群敢闖敢干的企業家帶領下，形成了開拓進取、鼓勵創新、追求卓越、開放包容的集群文化。如以民營化與原生態、重商文化等為特質的廣佛惠超高清視頻及智能家電集群、溫州樂清電氣集群發軔于改革開放中的鄉鎮經濟，厚植了集聚經濟和創新經濟發展的土壤，依靠民間自發形成的行業協會、商會和政府引導下的集群發展促進中心，有效在集群間構建起“競爭者合作”和“抱團發展”的理念，形成了集群成員共同遵守的準則，推動企業共同應對各類風險、共享市場機會。

發展啟示

綜合上述分析得出，國家級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在重要事件觸發下，不斷強化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競爭、知識學習和技術擴散，并輔以政策引導和制度文化滋養，最終實現自我革新與衍生發展的過程。這啟示我們：

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培育集群要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和地方承載力。需要采取系統化的思維，綜合考慮文化、區位、政策、產業等因素，從頂層設計、政策體系、發展思路與具體路徑等角度提出科學化的集群培育舉措。不能將集群培育等同于發展主導產業，也不能唯規模導向，盲目追求全產業鏈。

集群是地理臨近、產業聯系和行為主體互動合作三者的有機統一，缺少其中任何一種要素都不能認定為真正的集群。培育發展集群不能流于形式，要注重與產業鏈和產業園區的融合，將產業園區作為集群發展的優質內核，將產業鏈作為集群發展的聯系紐帶，通過培育優勢企業、打造優勢產業鏈、做強平臺經濟、促進鏈式融合、組建集群中介組織等，促進集群“結網與互動”。

集群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國家級集群離不開政府強有力的引導和政策支持。培育發展集群要處理好培育與發展的關系，要時刻警惕集群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脅或者內部的僵化而失去競爭力的潛在風險。將集群政策作為區別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一項新型政策工具，用于解決集群市場失靈、產業治理能力欠缺和產業科技金融人才循環生態不健全等問題，引導集群可持續發展。

對策建議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應以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為目標，發揮中國制造業規模體量大、鏈條配套齊全和發展空間廣闊的優勢，整合資源、集中力量，加快培育發展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有力支撐制造強國建設。為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國家層面。加快制定出臺培育先進制造業集群的政策文件，統籌優化全國集群布局；充分發展競爭機制作用，持續開展先進制造業集群競賽，擇優選取一批具有競爭力的集群開展試點示范；積極探索多層次的集群培育發展體系，開展集群發展質量效益評價，不斷提升集群競爭力。

地方層面。因地制宜，聚焦特色產業集群化發展，科學編制集群培育方案，形成集群培育發展的總體思路、目標和發展路徑；建立協同推進機制，創新包含產業、創新、財政、金融、區域等在內的集群政策工具箱，強化政策的協同性。

集群層面。遵循“點-線-面-網”立體化發展路徑，建設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平臺載體，以產業鏈部署創新鏈，配套資金鏈和人才鏈，合力打造集群網絡協作生態；推動集群發展促進組織做精做強，著力當好集群代言人、編制集群協作網、建設集群觀測臺、擔當集群自律員。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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